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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仆情懷— —湖北省來鳳縣離休干部張富清紀事之二

時間:2019-05-26  責編:王海濤  來源:解放軍報  作者:杜獻洲 安普忠 邵薇 王通化標簽:人民 張富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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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個莊嚴的軍禮,折射出老英雄張富清的本色。穆可雙攝

  張富清珍藏著一枚獎章。
  獎章正面是“人民功臣”4個金色大字,下方刻著“西北軍政委員會頒”,頒發時間是1950年。有博物館希望收藏,張富清說:“現在還不舍得,等百年之后會捐出來。”
  他珍視“人民功臣”的榮譽,卻從未把自己當“功臣”。
  從部隊到地方,從人民子弟兵到人民公仆,“人民”二字,永遠寫在前面、刻在心上——作為一名革命軍人、黨員干部,這是他的初心、他的堅守、他一生奮斗的源頭。

  每次,都是“最需要的地方”

  軍人,以服從命令為天職。上級一聲令下,深愛部隊、一身打仗本領的張富清,縱懷著萬般不舍,也毅然脫下軍裝。
  1953年7月,張富清被派往防空部隊文化速成中學學習,先后在天津、南昌和武漢學習兩年文化課程,同批學員畢業后集體轉業。
  當時,新中國百廢待興,需要干部。張富清有3個轉業去向可以選擇:一,留在城市,生活條件好,發展空間大;二,回陜西老家;三,響應黨的號召,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。
  新中國成立了,仗也打完了,母親一直盼他回去。打了那么多仗,母親只是收到報功書,卻見不到兒子的身影,日夜思念。
  “誰不想到好一點的地方?從內心講,我想回陜西老家,但我沒有說。因為我是黨的干部,就應該聽從組織召喚,到艱苦地方去。”張富清的想法簡單而樸實。
  校領導在介紹湖北情況時說,恩施偏僻艱苦,最需要干部。他一聽,就要求到恩施。隨后,他又到了來鳳——因為在恩施,來鳳地處鄂、湘、川交界,最偏遠。

  “為什么?”

  “那里苦、條件差,共產黨員不去,哪個去?”他心頭涌起的,是當年戰斗突擊時的豪情。
  1955年1月,張富清和妻子孫玉蘭坐輪船逆水而上,從武昌到巴東,然后趕往恩施。當時,從恩施到來鳳,坐車要走一整天、“兩頭黑”。
  “鳳凰來儀”之地來鳳,雖有美麗傳說,現實卻是另一番景象。這里“高山丘陵,交替連綿”“河流溝溪,縱橫交織”。夫妻倆一腳踏進這片土地,一待就是64年。
  孫玉蘭,是張富清探家時認識的同村姑娘,當時是村婦女主任、共青團員,雖小他11歲,但認準了這個軍人。他們在武昌結婚。
  到來鳳,張富清的第一個職務是城關鎮糧油所主任。糧油所主要保障城鎮非農業人口。在糧食短缺的年代,這個崗位“權力很大”。
  他的第一個難關不是苦,而是要不要堅持原則。
  當時,所里僅有一臺碾米機,難以保障供應,只能供應一部分細米、一部分未完全脫皮的粗米。許多群眾拿著糧票買不到細米,意見很大,經常與糧店工作人員發生口角。
  一天,一家單位的管理員來買米,要求多供應一些細米。
  “現在沒有多余的細米,只有粗米。”張富清解釋說。
  “我只要細米!”管理員口氣很硬。
  “你們要吃飯,群眾也要吃飯,我只能按規定供應,等有了細米再通知你。”
  張富清的答復,令這位管理員既無語又不滿。后來,這個單位找到縣里一位分管領導。這位領導“提醒”張富清:“該照顧的單位,還是要照顧。”他卻毫不松口:“供應上我一視同仁,要不就違反了黨的政策。”
  張富清想,要減少矛盾,提高碾米量才是根本辦法。他先發動社員幫忙加工,又輾轉買來幾臺碾米機,基本解決了供應難題。
  以前那個跟他爭吵過的管理員,后來在營業處見到他,主動向他道歉,還跟別人說這個部隊下來的干部是個好干部。
  1955年9月,來鳳縣糧食局黨支部對張富清進行考察,結論是:“能夠帶頭干”“群眾反映極好”。1956年5月,他被提拔為糧食局副局長,任職不久,便到紡織品公司任黨支部書記。1957年3月,縣里安排他到地委黨校學習,畢業后,他又一次被派往最需要的地方——農村。

  駐村,“比打仗都難”

  1959年初,剛從黨校畢業的張富清,被上級派到來鳳縣出了名的窮地方——三胡區任副區長。
  當時,城里的人常這樣打趣三胡區:三胡的人,都是吃稀飯的,如果在縣城看到誰衣服上有稀飯漬,準是三胡的。
  此言不虛。到了三胡,張富清發現,這里的財貿工作和農業生產都比較落后,營業計劃完不成,糧食生產任務也完不成。
  在張富清的努力下,用了一年時間,三胡區基本實現區營業單位扭虧為盈,但更難啃的骨頭在農村——提高糧食產量。在區里統一安排下,他開始上山駐村。
  到三胡后,張富清才知道什么叫真窮:很多群眾幾乎頓頓以菜代飯,有的群眾沒衣穿,“用線把爛布片連起來遮丑”……
  貧困的情景,令張富清感到肩頭和心頭一樣,沉甸甸的。
  他經常拿出部分工資接濟鄉親,但畢竟杯水車薪,有時連燃眉之急都解不了。
  他下定決心:“一定要把生產搞上去。過去打仗死都不怕,現在還怕困難嗎!”
  張富清走進最偏遠的村,住進最窮的社員家。在社員家里,無論吃的是玉米、土豆、紅薯,還是野菜,他都按規定交伙食費和糧票:一餐半斤糧票,一天3角伙食費,一個月3兩油票,三五天結一次賬。
  雖然他交的伙食費,遠比吃到嘴里的多,可剛開始,社員并不歡迎他。他們認為張富清是“區里來的干部”,干不了農活,是來添亂的。他組織生產,有人說:“我們連飯都吃不飽,沒力氣干活。”
  張富清琢磨著:要打消社員的疑慮,只能靠實際行動。
  為盡快讓社員相信他是幫忙而不是添亂,他和大家天天一起上山干農活,并留心觀察,虛心學習各種勞動技能,“手上的血泡從沒斷過”。
  “背糞上山,社員背多少我背多少,身上、衣服上,經常沾得到處都是糞……”他知道:同大伙兒一樣出力,社員才會相信他是真心的。
  那時,家家房子不寬裕,更沒有多余的床。他就找間柴屋,鋪上稻草當床。晚上,剛躺下,蚊子、跳蚤便開始“聯合攻擊”。他拿手帕、衣服驅趕,實在趕不走,干脆把手帕蓋在臉上睡。早上起來,渾身是包。后來,他找來六六粉撒在地鋪上才好一點,但只能管個把星期。
  不管多苦、多累、多困難,張富清一天到晚總是笑呵呵的。他陜西口音重,怕社員聽不明白,就總是放緩語速,慢慢地說話。
  晚上,他組織干部研究村生產計劃,向社員宣傳黨的政策;空暇時間,他幫社員打掃院子、挑水……
  社員吃不飽,他更吃不飽。可當著社員的面,他不能表現出來。有時餓得難受,他就一個人跑到水井旁,舀點水喝,然后接著干。
  一天晚上,張富清回區里開會。由于干了一天農活,吃得又少,加上走了幾十里山路,當路過一座橋時,又累又餓的他一頭栽進河里。
  同行的人趕緊把他救了上來,這才躲過一劫。趕往醫院的孫玉蘭看到受傷的他,心疼地說他“命真大”。
  每月,張富清至少駐村20天,只有回區里開會才能回趟家。農忙季節,他就一直和社員搶種搶收。孩子們想念爸爸了,就翻過一座座山,跑到村里去找他……
  “說實話,下鄉駐村的時候,比帶突擊組打仗都難。”回憶起當時的艱辛,張富清至今感慨。
  “最幸福的是回到家里,吃上一碗妻子做的家鄉的菜疙瘩,一家人說說家常。”
  有兩位駐村干部吃不了這些苦,寧愿放棄干部身份,悄悄去抓黃鱔掙錢。
  可張富清從沒想過放棄,他只認一個理兒:解決群眾的吃飯問題,共產黨員不干,誰干?困難面前,共產黨員不沖,誰沖?
  春風終化雨。同吃同住同勞動,社員們對張富清,從抵觸到有感情,最后情同手足。最令他欣慰的是,所駐的村生產抓上去了。
  但是,一個村的農業生產和群眾生活帶起來,他又要到另一個困難村去。少則一年,多則兩年,他就要轉移一次“陣地”。20年,他總是從一座山,搬到另一座山。

  他和他們,“已如土地和莊稼”

  十年浩劫,張富清也未能幸免。1975年恢復工作后,他被調往卯洞公社任革委會副主任。雖然挨過整,雖然已年過半百,可他依然跟從前一樣,大部分時間去駐村,還把地點選在不通電、不通公路的高洞村。
  1977年,國民經濟好轉,卯洞公社決定集中財力物力修兩條路,其中一條是高洞到安撫司的公路。
  路,是高洞父老鄉親的所思所盼。上任時,張富清沿著掛在懸崖峭壁上的羊腸小道,走了4個多小時才到高洞,對交通不便之難感受頗深。
  修路時,張富清一直鉚在那里,負責施工難度最大的路段。他說:“黨員干部就應該帶頭啃硬骨頭。”
  冬季農閑,是修路的好時機,但空氣濕冷。為加快修路進度,他帶著修路大軍在山上安營扎寨。有的人不想上工,他就耐心去動員。
  每天天剛微亮,他就起床,吃過早飯立即帶領大家上工地,一直干到滿天星光。哪里難修,他就趕到哪里。
  沒有專業工具,就用農具開山挖土,靠肩挑背馱運石頭,修路基。碰到大石頭,實在鑿不動,才舍得用貸款買來的炸藥,節省著一點點炸。
  施工強度高,糧食卻很少。當時工地上流傳一個來鳳方言的“順口溜”:“早上渾個個,中午剁一剁,晚上現場和”,意思是一天三頓都是吃土豆。
  斷斷續續干了兩三年,路終于修通了。雖然是條泥土路,但自行車、摩托車、拖拉機都能開進高洞。
  那些年,張富清打的攻堅戰一場接一場。
  卯洞的金絲桐油和茶葉品質好,尤其是桐油,“濃度高,色澤金黃,粘之可扯成絲”。當時,社員們靠山吃山,卻“吃”錯了方向,沒用好這棵“搖錢樹”。
  張富清看得既遠也準。他一方面加強老林管理,牽頭建立護林員制度,禁止砍伐和放牛;另一方面帶領群眾開荒植樹,把四五千畝的山坡變成梯田,栽上油桐樹和茶樹。
  他還到廣西一些山區考察,借鑒經驗,辦起林場。此外,他還組織群眾辦起畜牧場,既解決了吃肉的難題,又有了種樹所需的農家肥。
  兩年后,汗水換來收益,每個小隊年收入都增加了兩三千元以上,群眾生活明顯改善。
  很快,卯洞的林業發展在全縣出了名,縣里召開現場會推廣,外省的同志也來參觀。
  令張富清欣慰的是,如今的卯洞,又開始加速發展油桐,還打出了“來鳳桐油甲天下,卯洞桐油甲來鳳”的廣告。
  1979年夏,隨著一紙調令,55歲的張富清要離開卯洞、離開大山,回縣城任職。消息不脛而走,群眾依依不舍。他對這片大山傾注的深情,山里的老百姓感受得真真切切。
  一時間,許多群眾打算翻山越嶺到卯洞來送別。公社連忙通知: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,但每村派一名干部代表和一名群眾代表即可,不要來人太多。
  即便下了通知,張富清走的那天早上,一開門,仍滿眼是人。有的社員是頭天晚上趕來的,竟在門前坐了大半夜;有的要送他自己做的小竹椅,有的捧著吃的東西……
  令他淚濕雙眼的,何止這一次!當年,他被打倒,停發工資,斷了生活來源,但早上一開門,常常發現門口放著些米面和菜。悄悄送來,不留姓名,至今不知是誰送的。
  除在黨校學習兩年外,張富清共在山區工作20年。20年間,他和大山里的老百姓如土地和莊稼,緊緊地連在一起。
  “我可以照顧你,群眾怎么辦?”
  張富清轉業初期,按照國家政策,妻子孫玉蘭被招錄為公職人員。
  1961年,時逢三年自然災害,為了共度時艱,國家開始精簡人員。
  此時,張富清任三胡區副區長,孫玉蘭也調到三胡區供銷社上班,供銷社歸他分管。為了順利推動人員精簡工作,他率先動員妻子放棄“鐵飯碗”。
  “我又沒出問題,沒犯錯誤,為什么拿我開刀?”一開始,孫玉蘭想不通。
  “執行黨的政策,不從自己做起,怎么落實?”張富清勸說妻子,“你下去了,我才好做別人的工作。”
  妻子“下崗”了,人員精簡工作順利完成。
  1955年至1962年,張富清的4個孩子先后出生,兩兒兩女,家庭負擔本來就重,少了一個人的收入,生活更加捉襟見肘。曾喜歡抽點煙、喝點酒的張富清,全都戒了。
  1963年,孫玉蘭找師傅學縫紉,“每天只能掙兩三角錢”。孩子們下午放學,先去地里撿別人刨剩下的土豆回來當晚飯。小兒子張健全對童年最深的記憶,就是饑餓。
  上世紀70年代,恩施市有家國企來縣里招工。張富清最先得知這一信息,也知道大兒子符合條件,可他卻動員大兒子到卯洞公社萬畝林場去當知青。
  他開導兒子:“我是你的父親,但更是黨的干部,我可以照顧你,群眾怎么辦?”兒子很理解,到林場住在茅棚,種地、植樹,一干就是幾年。
  “人,要靠自己。如果考不上學,自己想辦法,不要指望我。”張富清對孩子不打不罵、不說重話,但他的以身作則,就是威嚴。
  今天,這個家的家風依然。
  他的4個孩子,除大女兒因傷致殘外,其他3個都憑自己的努力考上學,當上了干部或職工,沒有一個沾過父親的光,沒有一個在他任職過的單位工作。按照他的“規定”,此次各路記者采訪,除了小兒子張健全,其他子女、孫輩都不能露面。

  “和犧牲的戰友比,我很滿足”

  張富清的生活簡樸是出了名的,有人說他“有吃的不吃,有用的不用”。
  他說:“我不是留戀過去,而是要有個滿足。”
  他心里埋著一個幾十年不變的參照系——犧牲的戰友。采訪時,他說:“和犧牲的戰友比,我還活著,吃的住的都好,我很滿足。”
  多年來,張富清養成一個習慣,每月工資發下來,先交黨費,再買生活必需品,留出一些錢以備不時之需,最后輪流給孩子添置一些衣服。再緊張,決不超支。
  然而,也有一次例外。
  那是上世紀60年代初,母親病危。手捧著家里接連寄來的兩封信,張富清卻沒能回去見母親最后一面。
  除了任務重、路途遠外,就是缺錢。他當時一個月工資30多元,幾乎沒有余錢。從單位借了200元寄給母親看病后,張富清再沒路費回去了。
  當時,買不起布,孫玉蘭就買尿素袋染色后做衣服。兒子張健全回憶:“我的一些衣服經常印著‘含氮量’的字樣。”
  張富清也一樣,平均每條褲子要換3次補丁。1978年暑假期間,兒子女兒每天靠搬石頭、曬辣椒掙錢,攢了9塊多,為他做了一條黃色的確良褲子。也是從那時起,在家人的再三要求下,他才不再穿帶補丁的衣服。
  在三胡時,他全家住一間小屋,只夠放一張床,“擠噠全家”(恩施方言,全家擠在一起),門勉強能打開,做飯的爐子放在門外,下雨時再搬到屋里。
  后來生活好了,張富清也從不下館子。逢年過節,拗不過兒女們的心意,到飯店聚餐,他總是先約法三章,規定錢數,不許鋪張。
  如今,張富清已在建于上世紀80年代的家屬樓里住了30多年。當年的同事,大都買商品房搬走了,一樓租給了商戶,環境嘈雜,他依然覺得挺好。
  除了生病去醫院,他從不坐出租車。他說,來鳳縣城小,到哪兒去,就慢慢走。截肢以后,他去超市都是推著助行器去,即便不慎摔倒也不在意。
  “不能為國家作貢獻了,更不能添麻煩”
  2012年4月,88歲高齡的張富清左膝膿腫,多地治療不見好轉,醫生最后診斷,必須高位截肢。
  “不截行嗎?”
  “您要腿還是要命?”
  “我還有很多事沒有做完,截了肢怎么干啊!”
  “您都離休那么多年了,還有什么事要做?”
  “我雖然離休了,但一直幫老單位建行開展業務。我認識的人多,大家也信任我,能幫上不少忙呢……”
  “戰爭年代腿都沒掉,沒想到和平時期腿掉了!”從手術臺上下來,張富清暗自傷感,“以后是不是就成一個廢人了?什么都干不了,還要拖累子女?”
  但在家人和醫生面前,張富清依然樂觀,未顯露半點消極情緒,積極配合治療。傷口剛愈合,他便用一條腿做支撐,先是沿著病床移動,后來慢慢地扶著墻壁練習走路。
  “我既然不能為國家作貢獻了,更不能添麻煩,也不能給兒女添負擔。”張富清說,“我必須重新站起來,至少做到生活自理,不能坐在輪椅上讓人照顧。”
  一開始,掌握不好平衡,他不知摔了多少跟頭,頭上經常磕出包,身上也是青一塊紫一塊。有一次,他不小心摔破了胳膊,扶墻站起來時,墻面留下好幾道血印。
  靠著戰場上淬煉的頑強意志,經過近一年鍛煉,張富清已能借助助行器,上樓下樓,上街買菜,有時還下廚炒幾個菜,實現了生活自理的目標!
  說起張富清“不給組織添麻煩”,來鳳縣建行行長李甘霖感受最深。
  “去年,張老到恩施醫院做白內障手術,需要植入人工晶體。手術前,我特意叮囑:張老是離休干部,醫藥費全額報銷,一定要選好一點的晶體。”李甘霖說,“可張老聽說同病房的病友用的是3000多元的,也選了同樣價位的。”
  “為啥不選個好一點的?”
  “聽醫生介紹這個也不錯,就選了。”張富清說,“我都休息了,不能為國家做什么事了,節約一點是一點。”
  無論做任何事,張富清總是先從黨和國家的角度考慮。從他讀的書、看的電視節目可以發現,他雖居陋室,卻視野開闊、格局很大。他的心,緊貼著實現民族復興這個偉大夢想。

責編:王海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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